仰格研析 | 深度解析新《公司法》对国有公司治理架构的八大关键变革

新修订《公司法》当中，新增了国家出资公司的定义和要求，根据新《公司法》第168及169条的规定，国有独资、全资及控股公司现统一界定为“国有出资公司”，从法律层面解决了现行《公司法》中仅有“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适用性窄的问题。

同时，新《公司法》明确了国有出资公司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除国务院或者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授权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外，政府可以授权“其他部门、机构”代表本级政府履行出资人职责。这使得现实中大量存在的作为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机构的“其他部门、机构”的情况“合法化”。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出资公司特指一级公司，子公司（即二级及以下公司）不属于国家出资公司，应当适用《公司法》其他章节的规定。但实践中，不排除一级公司通过集团总部行政命令等方式要求二级子公司参照适用“国家出资公司”的各项规定。

近年来，加强党的领导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得到贯彻。新《公司法》在第170条中明确规定，国家出资公司内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应依照党章规定，在公司治理中发挥核心领导作用，正式在法律层面明确中国共产党对国有公司的领导，要求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同时，新《公司法》明确了国有出资公司中党组织前置的治理机制，重大经营管理事项必须经党组织研究讨论后，再由董事会或经理层作出决定。据此，国有公司在实践中要注意厘清党组织、董事会与经理层的权责边界。

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对外法律行为的代表，其角色和责任在新《公司法》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规范。新《公司法》对法定代表人制度的修订主要涉及两点：

新《公司法》对股东会的职权进行了重要调整，精简并重新分配了股东会的决策权能，第59条将原股东会11项法定职权缩减为9项。相对于2018年的公司法，新《公司法》取消了“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这两项职权，并将“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职权明确赋予了董事会，同时，新《公司法》还明确股东会可授权董事会决策“发行公司债券”。

本次公司法的修订体现了公司治理由股东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转换的趋势，赋予了公司（包括国有出资公司）更多灵活自治的空间，同时也对公司（包括国有出资公司）进一步深化落实董事会职权提出了要求。

除上述适用于全部国有公司的股东会职权调整内容外，针对国有独资公司，新《公司法》还于172条中明确，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行使股东会职权，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可以授权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但公司章程的制定和修改，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产，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分配利润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统一交给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来决定，并删除了需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的规定。如此之规定，简化了国有独资公司的决策程序，在一定程度上也减少了公司委托代理的成本。

1、董事会职权的优化与调整

此次新《公司法》董事会职权的修订与股东会职权的修订相辅相成的。2023年《公司法》第59条相比于2018年《公司法》第37条，删除了股东会“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和“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的两项管理事项，将公司实际经营的职权从股东会转移到董事会职权中；2023年《公司法》第67条与2018年《公司法》第46条相比，删除了董事会关于“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职权，同时对董事会新增了“股东会授予的其他职权”这一兜底性条款。

通过对上述新规的解读，上述变更进一步扩大董事会权限，从而适应现代企业的发展需要；同时，新《公司法》传递出一个信号——包括国有公司在内的企业，需要对公司章程进行个性化设计，将股东会、董事会及经理的职权划分清晰，以免造成各方争权夺利的公司僵局。

新《公司法》第27条吸收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2020修正，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四》”）第5条的内容，新增了公司决议不成立的规定。新《公司法》第27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的决议不成立：

新《公司法》第75条规定：“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董事会，设一名董事，行使本法规定的董事会的职权。该董事可以兼任公司经理。”上述规定将现行《公司法》中对于设置“执行董事”的表述改为设置“董事”，取消“执行董事”的概念，并删除“执行董事”的相关规定。这既使得公司治理主体的法定职权边界和分层更清晰，同时也可以简化公司组织机构设置。

新《公司法》在173条中规定：“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过半数为外部董事”。此次修订，实际上是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中“半数为外部董事”的政策要求上升至法律层面，从法律上明确加强国有独资公司董事会的建设。因外部董事主要由国资委或者集团公司委派，不在任职企业领取薪酬，与任职企业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故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能够制约经理层和内部董事，实现决策权与执行权分离。因此，强调国有独资公司外部董事的占比数量，主要是为了更充分地发挥独立董事在国有独资公司中的治理作用，如发挥独立董事的专业知识的支撑、外部监督等作用，通过增加外部董事的比例来提高公司治理结构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客观性。

而早在本次新《公司法》颁布之前，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于2020年12月31日联合下发的《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国资发改革规〔2020〕86号）就已经把建立外部独立董事制度纳入完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机构的环节，该办法的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国有独资公司、国有全资公司应当明确由出资人机构或相关股东推荐派出的外部董事人数超过董事会全体成员的半数，董事会成员中的职工代表依照法定程序选举产生”。可以推测，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为了进一步提升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水平，类似的改革措施可能会被推广至国有全资公司。

此外，由于国有独资公司没有股东会，因此董事会成员不是股东会选举产生，而是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委派，董事长、副董事长亦由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机构从董事会成员中指定，而不是由董事会选举产生，因此董事会成员的选任也充分体现了出资人意志。

新《公司法》对董事会的另一项重大变化就是取消了董事会人员上限的规定，只规定董事会成员为三人以上，不再限定董事会最多十三人，并调整了董事会中职工董事的设置要求。新《公司法》第68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成员为三人以上，其成员中可以有公司职工代表。职工人数三百人以上的有限责任公司，除依法设监事会并有公司职工代表的外，其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第173条第2款“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中，应当过半数为外部董事，并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根据该规定，新《公司法》生效后，要求必须有职工董事的公司类型只限于：

（1）国有独资公司；

（2）职工人数三百人以上的公司（包括有限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民营公司和国有公司），如果未设监事会并有公司职工代表的，应当有职工董事。

其他类型的公司可以根据实际安排职工董事席位，而非必选项。

现行《公司法》对经理的职权采取明确的列举式规定，具体包括八项职权：

新《公司法》引入了单层制公司治理架构，允许在一定条件下不设立监事会或监事，董事会可以下设审计委员会来行使监事会的职权。这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使得公司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的治理架构。

根据新规，监事会和监事都不再是各级国有公司的必选项，国有出资公司及二级以下企业在满足“在董事会内设置审计委员会行使监事会职权”或属于“规模较小或者股东人数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条件下，可以不设监事会或监事。从当前国企改革总体趋势来看，亦是往取消监事会方向发展，因国有公司存在“六位一体”的监督体系，即使没有监事会和监事，还有党委监督、政府审计监督、巡视巡查等监督方式可以替代，故取消监事会亦符合国有公司的实际情况。

1、明确允许电子通讯方式的表决机制

考虑到决策效率因素和线下召开会议的成本，新《公司法》在第24条明确“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召开会议和表决可以采用电子通信方式，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明确允许以电子通讯方式开会和表决是适应现代数字化、智能化发展的现实需求。

新《公司法》明确了公司治理中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审计委员会机构决议的“过半数”多数决原则。包括：

上述八大方面的修订内容体现了新《公司法》对公司治理架构的优化和调整，旨在提升公司治理效率，保护股东权益，强化公司内部监督和风险管理，以及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

随着新《公司法》的即将实施，我们对其在塑造国有公司治理结构、提升治理效率方面的深远影响充满期待。国有公司需密切关注新法规的实施细节，及时调整自身的治理策略，以确保在新的法律框架下稳健发展。